□张玉柱

为了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今年烟台市深入开展以“机关接地气、干部走基层”为主题的“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要求党员干部提能力、抓作风，进一步展现新状态、实现新作为。扎实的工作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是履职尽责的基本保障，因此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把提能力、抓作风作为一门长期的必修课。其中，深刻认识能力与作风的辩证关系是加强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能力与作风相互区别，不能相互替代

能力强但作风差的同志不是合格的党员干部，作风好但能力差的同志也不是称职的党员干部。能力强不代表作风就好，作风好也不一定有真本事。在现实中，个别高学历、高智商的干部“眼高手低”，不愿意去做基础性的、艰苦的工作，落实不积极、执行不到位，这样的干部首先要转变认识、改进作风；还有部分党员干部“看起来”工作积极主动，真正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往往办法不多甚至束手无策，这样的干部亟需加强学习、提高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对能力与作风分别作具体的分析。

一定的能力指做好一件事情所需要的本领，有相应的本领才能做好相应的工作。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要做好工作就要不断学习本领、提高能力。总体来说，党员干部需要具备的能力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用”能力，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发现问题的能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总结经验的能力、落实执行的能力等。这种能力的提高需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并结合工作实践思考总结。二是“专用”能力，指的是党员干部胜任特定的工作必备的专业素质。“专用”能力的培养需要把相关党的政策、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研究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逐步提高。

作风问题最直接地反映在党员干部的工作态度上，是扎实地落实政策还是流于形式？是为群众利益着想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是勇于接受批评不断改进工作还是骄傲自满、讳疾忌医？对这些问题的不同选择就反映了不同的工作作风。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不仅要有解决新困难完成新任务的能力本领，还需要有过硬的工作作风作为谋事成事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我们党的优良作风集中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形式主义，例如，基层调研不能走过场、不能用会议落实会议、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就要从心底里热爱群众，耐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见，解决群众的困难，进而领导并依靠群众成就事业。要做到自我批评，就要坚持“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时时反观自身，检视缺点与不足。一旦发现不足，就要马上改正；一时改不了的，就要抓住不放，持续改进。

能力与作风紧密联系，二者相互促进

能力和作风是干部评价标准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统一于每名党员干部自身。不存在只有能力没有作风的干部，只不过有“作风好”和“作风差”的区别；也不存在作风优良却完全没有能力的干部，只不过分“能力强”和“能力弱”。同时，“能力”和“作风”都是相对的概念，所以需要不断地提高并且没有终点。

能力是作风的基础。具备了相应的能力，才能在能干事、干成事的过程中体现作风，包括能力提高的过程本身也能促进优良作风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年轻干部要胜任领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是很多的，其中最根本的本领是理论素养。通过不断厚实自己的理论功底，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理论联系实际、为什么要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要坚持自我批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认识论启示我们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不足，才能更彻底地改正。正所谓“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优良作风的理论依据，才能在工作中更好地践行。

作风是能力的保障。作风主要是就态度、精神而言的，用不同的态度、精神对待学习、工作，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而学习、工作的过程正是我们提高能力、增长才干的过程。毛泽东同志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党的领导人，正是优良作风的践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既重视理论学习，又重视调查研究。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这篇报告是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历时32天，到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的实际情况后写的。报告中反映的许多情况是当时没有调研的同志所不了解的，连毛泽东同志自己都说：“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通过实地调研、和群众座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当时湖南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所做的14件大事，并逐项分析了每件大事的重大意义，例如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普及政治宣传……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农民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巨大力量，强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掌握正是建立在他始终注重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之上，也正是基于这种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同志才逐步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党校）